引言：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然而，当“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学界争论的焦点时，我们仍需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个东方古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又是什么逻辑支撑着它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从“追随者”到“规则塑造者”的角色转换？

资深媒体人，《大格局》作者汪在满

汪在满的《大格局：中国市场与华商投资》（简称《大格局》）以媒体人的敏锐洞察与学者式的系统思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份极具现实穿透力的注解。这部与其前作《大变局》《大困局》共同构成的“大局三部曲”，不仅是一部记录中国经济转型的“断代史”，更是一套解码中国与世界互动密码的“战略图谱”。

一、媒体人的在场叙事：一部“非虚构”的中国经济史

作为资深媒体人，汪在满的写作始终保持着“现场感”的鲜活与“解谜欲”的锐利。书中收录的政商访谈、区域调研与产业观察，大多源自其担任新华社《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期间的实地采写。这种独特的“在场视角”，使本书跳出了传统经济学著作的抽象模型与宏大叙事，转而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将中国经济的复杂肌理具象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在广州老城改造的轰鸣声中，林树森市长关于“十年一大变”的雄心，折射出地方政府如何以基建狂潮重塑城市竞争力；十堰市委书记赵斌面对东风汽车总部外迁的坦然，揭示了中西部城市从“依附型经济”向“内生增长”转型的阵痛；而兰州张津梁市长对“新亚欧大陆桥”的布局，则暗含着内陆城市突破地理桎梏、参与全球分工的野心。这些看似零散的个案，实则构成了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化的“密码本”——它们既是计划经济遗产与市场化改革碰撞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与本地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的缩影。

更具价值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现象的罗列。通过对城市竞争同质化（如多地争抢“梁祝故里”“夜郎古国”标签）的辛辣批判，他揭示了GDP锦标赛下文化资源的异化与短视；在“国药与洋药之争”的行业观察中，他敏锐指出：加入WTO后的市场开放，既是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丧失产业主导权的陷阱。这种兼具新闻纪实性与学术批判性的写作风格，使本书成为一部“非虚构”的中国经济演进史。

二、华商群体的再发现：全球化时代的“隐形枢纽”

如果说“中国市场”是本书的显性主线，那么“华商投资”则是贯穿始终的隐性脉络。作者以全球视野，重新定义了华商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资本流动的“管道”，更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制度创新的“探路者”。

在第六辑“华商领袖”中，程万琦、陈玉书、马介璋等人的创业史被置于“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坐标系下解读：世界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将传统工艺转化为国际奢侈品，打破了“中国制造=低端代工”的刻板印象；佳宁娜集团马介璋以潮汕饮食文化为媒介，构建起横跨东南亚的餐饮帝国，证明“文化软实力”可以成为商业扩张的杠杆。这些案例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中“资本逐利性”的单向度解释，揭示出华商群体“以商载道”的深层逻辑——他们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的实践者。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观点：华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支点”。在“海外华商投资中国热”的分析中，他敏锐观察到：东南亚华商通过产业转移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而欧美华裔科学家则通过技术回流助推自主创新，这为中国突破西方技术封锁提供了另类路径。书中对“世界华人协会”等组织的剖析，更进一步指出：华商网络不仅是商业合作的平台，更是中国价值观输出的“非官方渠道”。这一视角，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民间基础提供了重要注脚。

三、破局之道：从“增长主义”到“文明型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矛盾，本书并未停留在现象批判层面，而是试图构建一套“破局方法论”。作者以“大局三部曲”的连贯性思考，提出了三条核心命题：

“产城人文”的融合逻辑。在“区域经济”章节中，针对中西部城市的“增长焦虑”，作者以武汉-郑州“中部崛起”和西安-兰州“丝路复兴”为例，提出“文化-生态-产业”三位一体发展观：十堰依托武当山打造文旅IP，兰州借“新亚欧大陆桥”重构物流枢纽，岳阳以《岳阳楼记》赋能城市品牌……这些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必须超越“土地财政+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转向“文化资源资本化”与“生态价值变现”的复合模式。

“全球-地方”的辩证法则。通过对珠三角“双城记”（深圳-香港）和长三角协同发展的对比研究，作者揭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动态平衡：深圳以“制度试验田”身份对接国际规则，苏州工业园通过“中新合作”移植新加坡治理经验，成都则以“休闲之都”定位差异化参与城市竞争。这种“全球视野、在地行动”的战略思维，恰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华商网络”的文明意义。在全书结尾，作者将华商现象上升至文明演进的高度：当程万琦以世界华人协会推动“文化寻根”，当汤恩佳在全球建立千所孔子学院，这些实践实质是在构建一种“去中心化的文明共同体”。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经济合作网络，不仅对冲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风险，更可能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发展范式。

四、重估与启示：穿越周期，闪耀出智慧之光

站在202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格局》这本书的预见性愈发凸显。书中对“节能产业2000亿财富蛋糕”的深入分析，不仅预言了今日“双碳”战略的产业革命，而且其前瞻性的观点也成为了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作者通过对节能产业的细致研究，预见到了未来社会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书中对“数字治理”的早期呼吁，如今看来，与当前“数字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不谋而合。作者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性，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国竞相发展的关键领域。《大格局》不仅提出了数字治理的概念，还详细探讨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实现从传统治理模式向数字化治理模式的转变。

即便某些具体数据和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大格局》所采用的方法论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作者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构建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性，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例如，在分析节能产业时，作者不仅关注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节能效果，还深入探讨了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产业的发展。这种全面的分析方法，使得《大格局》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思考工具。

在数字治理的讨论中，《大格局》同样展现了其方法论的深度和广度。作者不仅预见了数字化技术在提高政府透明度、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应用前景，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大格局》这本书在2025年的今天，其预见性和方法论的价值愈发凸显。它不仅为理解当前的“双碳”战略和“数字经济强国”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也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深刻的洞见。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远见的分析框架是如何跨越时间的限制，为后人提供持续的启示和指导的。

当然，本书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地方政府“文化争夺战”的批判，未能深入探讨基层治理的考核机制困境；对华商网络的乐观描述，也稍显低估了地缘政治对民间经济的冲击。但这些微瑕难掩其作为“战略之书”的灼见——它教会我们用“大历史观”审视经济现象，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这种能力显得尤为珍贵。

结语：在不确定的世界锚定“中国坐标”

当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当“脱钩断链”成为某些国家的战略工具，中国经济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大格局》的价值，在于它拒绝简单的乐观或悲观叙事，转而引导读者思考更本质的问题：如何将文明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怎样在开放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点？华商群体的历史角色给予我们启示——答案或许就藏在“以文化为舟楫，以资本为风帆”的东方智慧中。这部著作，恰似一盏穿越迷雾的航灯，照亮中国与世界共生的未来之路。

（作者李为民，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新华通讯社《中国名牌》杂志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云飞扬